●卷四之上
君德
人主所當學者四，帝王精一之傳，一也；治天下大經大法，二也；古今治亂之跡，三也；天人感格精微之際，四也。精一之傳，道所在也；大經大法，法所在也。治亂之跡，事也；天人之際，理也。道與理治內，事與法治外，內外交修，學問之道備矣。性之所具雖美，加存養之功則益瑩。故匡衡曰，陛下雖聖性得之，猶復加聖心焉。今侍從日講，古所云常伯之職也。昔四輔既備，成王鮮有過事。漢成帝時為經師者，朝夕入説尚書論語，金華殿中又詔親侍之臣，皆受經於碩師，既無作輟之期，又非隨牒而遷，故在君側者莫非端士，入君耳者莫非善言。孟子一暴十塞、一傅衆咻之喻，適可正明代經筵之失，但其語太直，廷臣不敢顯陳，人君取而書諸講幄閒，亦聖德之助也。朱穆曰，人君不可不學，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。天地之氣以正而和，以邪而乖，君德亦如是。君德既正，和氣盈於兩閒，人則相親相愛，物則並茂並育。君德不正，乖氣盈於兩閒，人則相戕相害，物則弱肉強食。故為君之道，必使正氣充於人心，則太和洽於天地。置輔建親，所以佐助居正之業；聽言納諫，所以匡扶不正之失。執大本，長庶物，與元同體，故稱元年。秉直心，杖大義，常行正道，故稱正月。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，使純健之體無所虧損，故稱體天行健而自強不息也。王者無外，其命既出即無不成之事，故王者之令不可輕出，當以義為質而又協諸輿情，所用器物皆無虛設，必象天地四方，或以色象，或以形象，要使色皆正色，形皆正體也。清廟盡飾，以茅屋存古。大路致美，以越席示儉。事天則欽翼祗栗，承親則溫恭敬順。臨朝則端正儼恪，享下則嘉惠和悦。物有其則，禮有其文，所謂威儀也。時當豐美則交於萬物者亦當稱其富厚，故天下已治，不可不興禮樂，使苟且粗疏，鄙僿傖儜，舉世觕然無溫文之度。否則奢侈僭擬，恣情極欲，舉世蕩然，無法制之守也。修省變異，自有經義。不可齋醮祈禳，開淫祀之端；縱囚肆赦，決僥幸之竇。時巡省方，順天而動，不可因嬖倖之請，輕法駕之尊。使若輩張威郡邑，攬權道路，綱目書巡行二十九皆譏也。雖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，故以勞居逸則無為而治，以逸居逸則叢脞而亂。桓公有憂中國之心，江人黃人不召而至，迨其震而矜之。叛者九國，不可如齊之桓公、唐之玄宗，慎始渝終，因致禍亂也。勿受嬖幸默進，勿為嬖幸徵發。凡節儉約省之事出自君心，考諸聖學，毅然為之，不可與臣下商略。謀及臣下，則從道不堅，不勝慫恿之言矣。慎己所獨向，察衆所共疑，為民害者忍而除之。賢之既得者，稽天以用之，百姓無知犯法者，罪己以訓敕之，敬慎所未見，竦懼所未聞，或刻盤杅，或銘戶牖，不可愛幸用於所惑，曲意留於非正，使賢智竊歎，百姓愁苦，朝有小明之悔，野有大東之怨也。廣擇賢才，使盡其謀慮；關白宰相，使審其當否。古人有云，謀從衆則合天心。唐太宗曰，循正而行，自與吉會，不可綜●衆事，備畏臣下，使君臣相猜，奸邪並進。馴致政令煩多，前後相承，省覽不給，羣下因以生弊，緩急重輕，皆能為害。章雖下而有司不復，以待賄賂之至也。人君非躬嗜殺也，以攻城得地快心，不恤民之死生離散，即嗜殺也。或畏人不服，而宿兵以威之，嚴刑峻法以防之，亦嗜殺也。土木之役，玩好之衆，轉死滿山谷，流宂盈道路，亦嗜殺也。聖明之君不但無罪之人不以膏草野，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效之心無日忘之，至於若朽索馭六馬，戰兢臨淵谷。以心所感發之理，通於感所未形；以理所必然之心，矯乎情所欲肆。不惟不忍取敵國之民以益吾民之數，亦不必殺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，而後為不嗜殺也。喜怒哀樂不失其節，是以調和萬民，燮理天地。若於此或倒置，必天下害氣有結為世運者。君身喜怒哀樂為害氣所馮，是以當喜者怒，當哀者樂，不自知而發悲憫於小物，亦不自知而貽大害於萬物也。不可居心不敬，役於耳目，使精爽或馳而百度失貞也。國語載厲二事，一監謗也，一專利也。以專利之心張監謗之網，即以監謗之威盈專利之欲。然非曰吾敢於為此也，專利則真見匱乏而後專之，監謗則真見不道而後監之，果匱乏邪？果不道邪？抑操是心而不可饜足、不可容忍邪？必也布利而懼難。布利者，不必推所有以與人，因天地所生之物，養天地所生之人，不曰此吾土地所生，惟吾所用，而以其餘予人也。懼難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駕馭，惟以天下耳目助在己聰明，不曰此固非所宜言，是為大不敬，是為大不道而為法所必取也。不可使邪臣窺其意，奸民探其緒，假衛巫以大權，擅榮夷以厚利也。
內庭
漢高祖即位踰年而太公名號未定，家令之言以諷諫也。高祖善其言而賜之金，賞其緣彼而禮備於所尊，且以示天下後世之法則也。文王之德所以至於極盛者，上有聖母，其成之者遠；內有贊妻，其助之者深。故祀先宜家，各得其道。閨門之內極其和，宗廟之中極其敬。屋漏隱微之際莫非道義，一飯之頃未嘗違仁。倉卒之際，非禮不動也。禮稱一娶九女所以極陽，數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。訟女未可行則待年於母家，所以絕求望、塞非常，自此之後雖缺不補，所以省約燕私、長保期頤也。杜欽舉此以進成帝，蓋舉前代之約以正後世之奢，防閑之意寓於不言，使人情安於所習而不覺其難也。王鳳循故事而不能用，後世途無稱引此說者矣。宮闈之內求賢審官於臣下，勤勞分別大小而賞勞之，此女主佐治之事。趨走承業，小勤小勞也；奉職守官，大勤大勞也。所謂求貴審官者，止此而已。后能辨此，則識度過人，必克贊成帝業。至於黜陟薦引，則非女主之事，不得以險詖私謁干預外廷之權也。總之西漢之時猶有窈窕、德象、女師諸篇為後宮所誦習。班捷妤賦云，陳女圖以鏡監，顧女史而問詩是也。後世女訓無聞。椒房無所取則，成帝雖減其用度，而身為侈靡，宮中之寵，後來居上，是必匹婦之說不可勝聽，漢庭之亂不可勝救也。禮以己恕人，故天子之后父母猶得而子之，不奪人親之義也。不使后族與政，蓋有深意。見於經者，宋三世內娶，故公族以弱，妃黨益強，威權下流，親者出奔。國家廓若無人，朝廷久空，疾其末者正其本，故春秋舉以為戒，而天戒有螽死墮地之象見於史者。元后寵任諸弟，遂至家國俱喪，東京之事一梁氏壤之有餘，故范史云，商恨善柔，冀遂貧亂。皆其事也。解光所奏趙昭儀害嗣之事，皆在哀帝即位赦書之前，故引齊桓誅哀姜、元帝不赦發長陵傅夫人冢二事以明事關大逆，雖有詔恩不得原也。耿育之疏其為邪說甚明，史家胡以不删？大抵朝廷每有一事，必有人焉倡無禮之言為奸人解網，上熒主聽，下亂國法。所云言偽而辯，王法所必誅也。哀帝於此能如叔孫昭子不以豎牛為功，蔽罪趙氏，固云甚善。或姑貸趙氏以全私恩，但將耿育伏罔上之誅，則漢家之事猶可振起。惟沾沾欲報趙氏之德，而忘劉氏之仇，縱邪臣妄説誑亂後世，天下已窺其無能，祖宗亦不享其禋祀矣。班氏詳載育疏以著其案，使萬世共罪之也。
東朝
三王位三公於世子之上，春秋尊世子於三公之上。雖禮之威儀各有宜適，總不若秦漢而後有常尊者，與前星之天象符也。春秋書子同生喜有正也，雖未正位，必舉以禮，明示竟內，以定民志，亦重本尊祖之義。天子之子，八歲受之少傅，教以小學，業小道焉，履小節焉。十五受太傅，教以大學，業大道焉，履大節焉。必就學於外者，尊人倫之師，重先王之道也。及其正位東宮，特置太傅一官，職輔道之事，禮敬如師而不領官屬，官屬則少傅領之，示不臣也。所以張敞才輕，謂非師傅之器；陰侯戚里，終同視陋之嫌。只選文學之士，必端其心術，程其器識，望其威儀，薰其德性。坐則誦詩書，行則習禮容。不習慘刻之學，不取浮華之譽，不參比周之黨。所謂承華之闥，更似通德之門、博望之園，直類華陰之市。家丞庶子，並入四科。洗馬後車，俱通大學。蓋言前後左右莫非正人也。有所欲為之事，必先考諸師傅之訓，訓所素具而後導其為也；有所欲致之物，必先稽諸肄習之業，業所不悖而後為之致也。恩有相及之序，齒有長幼之節，以貴德尚賢，為他日用人之本；以上德尊爵，為他日慎名器裁恩倖之本。要使受正人君子訓迪，而無疾怒之心；行孝弟仁義恭敬愷悌之事，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。故易曰黃離元吉，喻子有明德，能附麗於其父之道，順成其業，是以大吉也。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，恐有君老之嫌；宿衞之臣不可往來東宮，恐有宫甲之嫌；詹事之官不可罷，恐有儲位不以時定之嫌。其或軍國重事，命太子總領者，臣下奏章仍於御前啟封，太子先閱大綱，從旁參決。予奪可否，仍以父命行之，非謂全不達御，太子自決也。至於尤不可者，將兵與受方面之任也。蓋太子居外必嬖子，居內為國人所窺，皆有二心奪適之事。宮內造端、宮外響應者，不謀而至，此最危之舉也。秦人嫡子初生，不令人以名，他日或有餘子，則擇其勇猛者為嗣。故春秋秦君之卒多不書名，外之也。惟罃稻得書名，錄其資也。漢元帝之生在宣帝潛邸中，宣帝即位即當正東朝之禮，何以霍光秉政，不行此事，遲至光死之後，然後行之？光之不學無術不其然乎？晉襄公卒，國無定儲，為大臣者遂欲捨子而他立，人持一議，各右所私，終於不可行而生鄰國之難。雖諸臣謀事之過，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。衛襄世子有惡疾，迨公將薨，乃命其臣廢之。自下廢上，鮮不為亂。敬嬴私事襄仲而屬其子，是以嫡子見殺，皆危道也。宋太宗賢君，而立儲一事極其猶豫。大漸之時，幾有齊桓之禍，賴呂端持正，僅得無事。脫遇史彌遠，將如之何？此臣下所不敢言，人君當自觀省者也。
藩邸
朝廷之上，親有常恩，賢有常任。親者自親，不必侵賢之職；賢自為賢，不必賴親之寵。武王母弟八人，周公、康叔、耼季同登三事，五叔無官，是其義也。春秋之時，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事展親。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權，是以童昏並進，驕奢累積，沈溺放恣之欲，晏安酖毒之病，往往極其所至，而家國俱害，適足為世戒也。春秋之文，公子貫於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錄之，親親之義也。親親則直致之，有涉於民，必立法必善後，不以小忿廢懿親。親親也，不以私恩貽民患；仁民也，不以愛親殘其民，不以愛民妨其親。誠信之中自生經制，享崇高之奉，無治民之責。立法善後，無過於此。漢初藩國之制，天子獨為置丞相，其王國之官自內史以下，皆得自除。諸王又於許除之外私置御史、廷尉、博士之屬，所云內史以下守土之官也，徵其租税者也。御史諸官，皆其自置，則法令刑辟選舉之權悉不領於天子，是以謂之外重。吳楚之後，一切奪之，山海之利亦不使專，而後合於古，非過刻也。甸師之制，所不可廢。惟景王殺佞夫，誠為不友，又在父服之內，恩慕之中，而害先君遺體，故君子深惡之，以為失子行也。鄭伯失教，叔段畔逆，二人各有曲直，孔穎達持論甚平。漢諸王擅爵人、赦死罪而天子不禁，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，笞服其臣，使證其君。故中山有聞樂之泣，君子傷之。六朝則假以重權，權重而禽獮。秦隋則御以嚴威，威積而草薙。皆失先王之意，而行其私意者也。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禍遂得末減，是以君子有取焉。明太祖取天下於元人，故其隱衷惟以防胡為亟。又即位未幾，即有奸臣之誅，故其心又以防奸為亟。晚年所以重諸王之權者，蓋以外扞元孽，內禦奸邪也。此其為心，原與衆建諸侯以固磐石之義不同，故一覽葉伯臣疏，即以離間致罪，蓋大拂其指而疑為宰輔游説，不但非所宜言也，易世而後，為宗社計長久亦當上體高皇之意，徐參賈生等謀國之說。要以權歸朝廷，統一大宗，雖以漸圖之，不為失時。夫賈生取譬髖髀斧斤，何嘗不欲以漢法整齊諸王？但以賈生行之，必有次第，不失禮讓之風。鼂錯則鹵莽急遽，無仁恩和義，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兩宮間矣。當建文君即位，未及踰年改元，數月之間即殺一王、廢二王，能勿亟乎？不知當時謀國諸臣操斧斤以割髖髀者，何若是峻烈？不惟不得賈生之意，視鼂錯為更遽，謂之何哉？謂諸君子為失計固不可，謂得處事之宜，於以安社稷、定國家，免生民於湯火，弭忠貞之誅夷，亦未可許也。大抵後人學問彷佛古人，未審義理之實，不諳緩急之際居多，往往以此誤國而身名殉之。故精義之學，尤處事榘矱也。賈生為文帝謀，所以彈壓諸侯，瞭如指掌，以後事觀之，無不符合。蓋生之計，欲文帝王其兩子於淮之南北，自淮以南至江為一國，自淮以北至河為一國，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輔翼太子。此二國者，橫經中土，三吳、三齊皆在其外，長安之勢益固，此勝算也。文帝但從淮北之計，而以地益梁，北至泰山，西至高陽，徙淮陽王武居之，謂之梁王。未嘗從其淮以南為一國之計，亦未徒代王參於淮土，是從誼計者半，未從者半也。蓋文帝處心積慮，不忍絕淮南厲王之封，欲以故地王其三子，故不從誼計。數年之後卒王之，誼復極陳其禍，當時亦不省也。觀後日吳楚反時，止一梁王抗其鋒，而江北之王未聞與梁為犄角，以淮南三子，非梁至親，故不救助也。若文帝徙代王居此，梁代二國手足相救，其抗禦吳楚更易為力，且形勢既壯，未必不先折其謀，不敢合從西向矣。然後知賈生計果善也。至於藩王自處，亦良有法。河間獻王以禮樂為學，史家稱其大雅不群。束平孝王遠隙以全忠，釋累以成孝，遂為古今賢王之首稱。北海王睦，因永平中法憲頗峻，乃謝絕賓客，放心音樂，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謂之曰，朝廷設問寡人，大夫何詞以對？使者曰，大王忠孝慈仁，敬賢樂士。臣雖螻蟻，敢不以實？睦曰，吁，子危我哉！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。大夫其對以志意衰惰，聲色是娛，犬馬是耽。其匿跡若此。此三王者，禍何由至乎？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説而美明帝節諸子歲租，亦救敗保終之篤論也。若淮南王安，文章之士，與畔逆相距懸絕，而為賓客所誤，引而即於畔逆，若跬步焉，樂浮華遠篤實也。夫浮華則志奢，奢則不孫，宜其於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。宗祿之法，苦無善制，明末最受其敝。必也五世之內受祿天子，五世以外親盡則祿亦盡，聽其自為生計，但存厥屬，籍以免婚嫁之瀆、族類之夷，加以復除身家稍別黎庶爾，此外亦無可如何也。若賈誼之書亦曰，地盡而止，未聞更益以地以待生齒之繁。且漢劉輔、唐李石，未聞養以宗祿也。可類推矣。
戚里
后父重於帝舅，妻黨昵於母黨，此末世敝俗，非先王典制。漢成帝初基，后父帝舅同執國柄，杜欽慮其輕細微渺之漸必生乖忤，説王鳳推讓許嘉，可免霍上官之隙，且弭懿爽之釁，豈非良策？然使舉朝共美鳳讓，人主信之愈堅，而大委任焉，亦可巧奢許氏之權，又非必非其隱情也。成帝獨反俗情，不用后家而用母家，自以為盛德之事。不思盛德之事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，身溺晏安，委政外庭，后家母家同一轍耳。晏安既久，禍發有日，焉可救哉？王鳳飾美名而大權歸，成帝矯常情而大寶替，雖事機之變，亦運命之奇也。西漢之亂始於呂而終於王，中間武安博陸許史丁傅相續不絕，履危者數矣，故卒以此隕喪，可不鑒歟？明代垂典，勳戚不問政事，故無兩漢之禍，則初服貽謀善矣。成就外戚令德，不可不謹其交游，蓋以貴戚好客，誠為懿行，然游其門者必非安靜守約之士，多屬瑕釁禁錮之人，又且更相牽引，轉相販賣，其徒日多，其勢日熾。至於如此，必有黷貨倚勢之行，見諸民間，達於朝廷，而災禍立至，延蔓生焉。漢文帝選長者有行與二竇游處，二人皆為退讓君子。陰興好施接賓，而門無俠客。所不好者，知其有用，猶稱所長而達之；所厚善者，知其華而少實，但私以財，終不為言，謹慎如此。然賓客猶有廢徙者，故明帝曰，傾身待士，不如為國。戴盆望天，事不兩施也。若馮奉世父子茲居朝廷，論者謂器能皆當其位，非用女寵所得。郭況之家雖有金穴之號，要皆出自賞賜，非求取請謁所致。陰興對貴人曰，外戚家苦，不知謙退，嫁女欲配王侯，取婦盼睨公主，愚心實不安也。此古今美談，後代準則也。其餘帝室之親，王信好酒。田氏兄弟以貪名。脩成子仲橫於京師。許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賢相、定陵罪，至大逆。竇憲立功荒外，而以末釁損其實。梁商願謹自終而以凶嗣隕。其世風斯下矣，此刻辟待之無法，寵至而生驕也。
治化
君子治天下且無言致人感化，當先盡其區畫之心。區畫不善，使群下同具之心反為上人設施乖方，俾喜怒哀樂一切抑鬱不遂，下情所以憤歎，上指所以格阻也。區畫之方，當以我與人相較量，隨吾身所值，上下四方各處乎當然之位，遂其當得之願。又以人與人相較量，雖千萬人之紛雜，而親疏厚薄，隆殺先後，皆予以不爽，不使滲漉倒置，而在此有餘、在彼不足也。後世治績，所以不如古者，其所云利民者，未必即古人所以致治之事；所云不以害民者，未必即古人所以防亂之事。此由學之不講，不能知治亂之本也。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，未必真出利民之心；所云害民而欲去者，未必真出不忍害民之心。此由私之未盡，不能得性情之正也。故其道必先積學以明理，不貽害於興利中，又在修身以去私，不以利民為自利之門，俾所行之事有名無實、有始無終，而與於不仁之甚也。故措諸政事，惟當順天之命，成人之性。好生惡殺，所以順命也；正紀綱、重倫常、本教化，所以成性也。心存乎天，故無偏頗；政法乎古，故無謬戾。以此施行，然後風俗齊、學術端，上可以持一統，下可以守一法。紀之以文物，宣之以聲教，發之以光明。不取小惠，教化久則無貪人；不取小恩，施澤久則無邪人。其為號令也，勸誘多而督責少，是以九經之事，曰勸者六。所謂事業，皆在制禮作樂之中。禮不以玉帛，治臻皇極則禮作矣；樂不以聲器，仁及飛走則樂作矣。又在仁義禮智中，仁無為而治，智與禮防於未亂之前，義制於已然之後。易曰，利物足以和義。思其所行必合於義，則自然之利必及於物。為高必因邱陵，為下必因川澤，非計利而為之也，不反天地之性與自然之位也。治天下而行善政，亦自然之位與天地之性也。是以入人甚深而共為君子，此順命成性之效也。其或措置無法，使綱紀文章蕩然泯然，群臣百姓無所遵守，人自為政，各行其私，則無以救一世於湯火。或內極嗜欲，外假嬖倖，下恣掊克，緩急不得宜，始終不一致，群臣百姓皆以文法相應、智巧相欺、貨賂相狥，則無以垂法制於永久。夫治君子者治其情，治小人者治其形。治其情者，引以禮義也；治其形者，威以鞭扑也。以君子治之，人皆自飭為君子；以小人治之，人皆自棄於小人。先德後刑，百姓悅其尚德，又諒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；任刑棄德，百姓不惟惡其好殺，雖有仁義之言、仁義之事，亦疑其不誠而無感恩之意。夫郡守縣令，牧民之官也；州牧刺史，執法之吏也。以州牧刺史統轄守令，執法者居上，撫字教化者居下，輕重倒持，孰過於是？所以後世人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，然所懸者違法之令，所任者執法之臣，不數年間執法者因而弄法，守法者從而侮法，恒天下誅名而不誅實，名實既亂，彰癉易位，君子小人不相筦攝，願治之心盡為怙亂之心，此反道逆性之害也。至於天下已平而思患預防亦有道焉，周公坐以待旦，即陰雨綢繆之旨，非慮人之為患而我防之，正慮己之分量既盈，道德未充，縱情極欲，為人所患而不自知也。易曰，損益盛衰之始，蓋謂損中有益，則盛之始；益中有損，則衰之始。盛衰互藏於損益也。為人君者，宜先自治，雖其時可以無所不為，而不克自遂之懷常若輪之見曳、尾之見濡，此自治之道也。天下以防患而致亂者多矣，不防己之致亂而防人之思亂，嚴其刑辟，衆其兵衛，下苦於參夷，上困於資給，皆防人之為患而適以生患者也，非周公陰雨綢繆之旨也。
致和
為治之道，自草昧而之明備，自明備而趨華競，不過數年之間。老成簡拔多士，多士復為老成，亦不過數十年之簡。惟人主之心，始終如一，則百年無弊之徵也。蓋主心不移則氣運亦不移，主心不易則人才亦不易。風俗無陵替之患，人才無卑薄之憂，所以百年無弊耳。要之取法宜正，急務宜明，取三代以下之書為本，自然不能為三代以上之事業，故非五經之指不可取法也。司馬光曰，大人用世，必以禮樂正天下，使綱文章粲然有萬載之安，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？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。五經之指，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主教，欲其相通，不欲其相戾；欲其相濟，不欲其相傷。太平之事，相通相濟者也；衰亂之事，相戾相傷者也。欲其相通，故為典禮以養其和平，為倫常以篤其恩愛；不欲相害，故以刑辟治其獄訟，以兵戎除其叛逆，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，太和之氣常在天下，充滿洋溢，上達乎天德，下達乎物類，而禮樂可興也。禮樂者，三綱之規矩繩墨，九疇之門戶塗徑也。三網不紊，九疇不刓，則人心皆正，嗜欲不熾，莊正齊肅，從容簡靜，而和氣盈於中矣。又能宣人心和氣而使不鬱，養人心和氣而使不戕，故其效也，馨香之德格於祖考，雨露之恩施及方外，莫非大和之所致。周之卜世卜年，豈不由此。故為治者，一代之初宜事事與民休息，不可以禁暴鋤奸開苛察之門，惟以仁義為心，則風俗可厚，國脈可久。晉帥以位相讓，而一國之民皆和，四鄰諸侯遂睦。晉國以平，數世賴之。商之末年，小民相為敵仇，卿士師師非度而大臣出奔，宗廟弗守，亂亡隨之。有國家者可使乖戾之風通於上下，以為無與治亂之數而若罔聞乎？蓋上有好善之慶，則下蒙其福；上萌不和之心，則下與其禍。理之必然，無可逃者。至於急務之事，宜就世所偏重，隨事察之，觀其掣肘所在，定是何處。若事事至此掣肘，不可舍此而別求急務。如漢成帝時事事為王氏所礙，唐中葉以後事事為彊藩宦竪所礙，魯自宣公以後事事為三桓所礙。貴者執政，當觀時之所礙，若所礙牢不可破，更不必徘徊顧戀，即當納履去矣。何也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業也。故曰，為治之道在乎休息。若慮豪強梗化，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，使教化大行，則豪强自斂。故董子對策亦云，教化以正人心，人心苟正，刑罰可省。後世上下之間所以相馭者，法律而已矣。法律刑名，正禮樂對壘之敵，此重則彼輕，此進則彼退。先王以禮養人，欲其免於用法也。然法以繩人，禮必自繩，故有位之人敢於持法，憚於循禮。賢者在上，不過風裁齊物，未嘗謀及大體。賢者在下，不過惶恐趨命，未嘗奮其學識。不幸遇不賢，則以法懼人而求其貨，以貨事人而免其法，不恥無禮，不愧權譎，廢棄典型，姍笑正士。其稍能潔白者，亦皆不自為政，不免胥史竊權、幕客鬻貨而成其否隔。是以戕賊人生，敗壞人倫，愁苫相尋，怨怒並興，小則告訐日紛，大則寇攘並作。其餘竊位固寵、徇私忘公者，皆自足於旦夕之間，而無復指擿，後生小子恬不知怪，所謂邪吏、弊政、僭令、薄民，四者並見，可比堯時四凶也。若以禮義相尚，則鄰德而助信，何戾氣之有哉！
敦信
天下之事取必於同，則偽者出矣。一售其偽，則作者怠矣。偽之一字，通於上下，則天下之亂可立而待。君子知同之必偽，故不以君上之命責信從之虛名。發言盈廷，莫執其咎，末季之風也；詢謀僉同，龜筮協從，盛世之典也。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。所謂信者，非直不背盟誓、不爽期會之謂也。居心行政，有不可對匹夫者，非信也；承流宣化，有不可告君上者，非信也；賞善罰惡，有不可質鬼神者，非信也。洗滌利欲之私，一動一靜皆為法度，使臣民有所依據，不賞私勞，不罰私怨。所勸人者，身先行之；所禁人者，身先虔之。上之於下有騶虞之仁，下之於上有死麕之貞，則可謂信矣。易曰，臨觀之義，或與或求。言上亦有求，下亦有與，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。不必供吾財賦，助吾禦侮，然後愛之也；不必撫我則后，虐我則仇，操潢池之戈，鋌而走險，然後畏之也。矯天下不善而歸於善，齊天下不一而歸於一，非曰既善既一之後吾可晏然享其成功，而免兢業之勤。人皆憬然從吾政令而無刑辟之慘也，總是相關之義，自然至此爾。雖以聖人立法，不能盡塞天下之姦，皆合衆人之欲，但取便國利事，察失立防，斯善政矣。故聖賢論治，不輕變法，以為法行既久，上下相信，易以成功。雖偶有流弊，其自然之理，常在人心。故法有時弊而理未嘗弊，理有時湮而心未嘗湮。但僅守其法，弊自可除。雖以奸邪侮而玩之，而在廷有必爭之臣，則猶可反正，蓋深人人心者不能湮滅而遂熸也。若一朝從而革除，更賦新規，人心風俗又別是一局，得無數世之利，失則數世之害也。孔子未嘗不欲變法也，所謂變者，反功利誇詐而之禮教信學，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業則無爭心，各申其理則無怨心。違義則罹法，行禮則蒙賞，罰順乎義，賞順乎義，焉有不服者哉？如高帝反秦人之風，霍光改武帝之行，不立變法之名，因民所欲，與以休息，使天下大勢默移於不言不動中，夫豈強人從己，震動天下以行其意見、就其功名也哉？後之變法者，行法是也，而寬猛不出於公正，則遠義矣；愛人是也，而厚薄不得其宜稱，則遠禮矣。且學術淺陋，心志頗僻，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，亦非如商鞅變秦、管仲變齊，舍繁重而從簡捷，厭遠圖而趨近功也。不過姦吏欲壞已成之法以遂陰私，先為猖狂之説竦動人情、擾亂人心，使倥傯危惙、驚駭顧盼。重足一跡，道路以目，而不暇詰其短長、指其瑕罅，雖有大禍，不卬自恤，此非兩觀之誅不能禁也。大凡以變法進者，不待觀其成敗，但舉事之初，如商鞅折盈廷之論，安石樹舉朝之幟，使寮采不和，上下不親，固可卜其終必有害而亟弭其端，斯不傷元氣矣。若會昌翻開成之案，元祐埽豐熙之跡，一時矯偏則有之，終不可經久，故君子無取焉。春秋之義，名從主人者，本其所自始也；物從中國者，以義禮裁製之也。雖有聖主，不能奪人所自始；雖云天性，不可不受裁於法。故發此二義以明治人治物之道，非直為一名一物也。法可輕變哉？
名器
堯舜禹湯垂拱而視天民之阜，桀紂幽厲安坐而視天之民死，此無他，禮之存亡而已矣。君子讓下，小人事上，是謂有禮，有禮則治；上人陵下，下人伐上，是謂無禮，無禮則亂。夫名器者，禮之所託以長存也。公卿、大夫、士庶、輿臺、阜隸、牧圉各有勝人之心，各致爭勝之力，聖人使之安其職業，當其名實，名以命之，器以旌之，尊卑上下，賢愚清濁，各當其所。會見有朝廷之上不爭升降，鄉曲之間不爭隆薄，而干戈驟動，獄訟繁興，盜賊竊發者乎？故奸人利改制度，制度改則政令紛而易於藏奸；亂人利無等級，等級去則人類混而易於俯陷。一鬨之市，必立之平，防其奸也；袵席之上，讓而坐下，防其亂也。人事尊卑不亂則天道陰陽不逆，人主與萬民皆蒙福祐。故名器者，天下所欲共尊也，苟不自賤，誰敢賤之？或以私佞幸則賤矣，以私宮闈則賤矣，以易貨賄則賤矣。出於己者甚賤，人亦從而賤之，得之不以為榮。用其器者甚輕，則主其器考人亦從而輕之，謂可攘而取也，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見，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。不獨此也，文德為君子而設，武備為小人而設也。爵賞旌諸朝，宅里旌其家，名器旌其身，皆所以待君子也。小人危則謀亂，安則思欲，故有弓矢甲兵以誅其叛，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，有刑戮囹圄以繩其陵犯，此專為小人設也。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，則有無限公正仁義之事相因而出，積而為三代之直道。苟概以小人待之，必有無限暴惡奸宄之事相因而出，積而為秦隋之末俗。聖賢所以偃武修文，不欲倒用，以釀天下之亂也。至於廪祿所以養廉，尤不宜愛惜。蓋有德之人非有奢望於世也，得其所當得之稟餼則亦足以養矣，膺其所當受之典章則亦足以勸矣。故祿以養廉，章服以勸善，人君待天下賢士止於如此，此外雖欲隆厚賢者，亦將辭讓而不敢受。若賤名器而惜廪祿，簡俊造而寬恩倖，於所當得刓而弗與，所不當授濫而不戢，俾賢者卷懷而去，而貪叨掊克厭其谿壑，帑藏山積，金穴萬仞，顧視錙銖之餼，給半通之銀黃，不啻鴻毛之輕、升斗之微，不能係屬人心矣。漢之順帝減官吏奉、借王侯租、貸戶口錢以供軍國之費，而內庭嬖幸耗其大半，徒使史官書之、後世誚之，謂忘艱難而傚辟惑也。若夫制治之本，尤在君心。君心精白則和惠可親，宮府一體。無論在上在下，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，體中皆有檢束而不敢放，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離，日用之間皆有所懲戒而不可犯。以此助流政教，則至治之道也。若道德不充其內，則志氣昏惰，嗜欲流行矣；義理不明於世，則陰陽易位，天地倒置矣；法令不行於下，則奸邪得志，疆圉不靜矣；禮義不重於朝，則讒説殄行，忠信蒙難矣；制度不謹於俗，則物力窮屈，盜賊公行矣。時已至此，居官以墨敗而人不恥，上下為奸利而誅不行，天下之患孰大於是？所以人主兢業之心與明斷之才最不可少。凡端扆之學、輔弼之謨、諫諍之力、左右史之書，皆以助其兢業與明斷，其在春秋之義，諱大惡不諱小惡，亦此道也。有王者起，意欲治人，必先自治。己無大惡，然後可正人之大惡。故臣子之義當諱其不可告人者而勸以側身修行，所為皆可以治人，使其君為治世之君，與堯舜比德。至於利心不戢，舉動無常，喜怒失中，黜陟乖方，猶在過誤之列，可以速改。故亟書之，欲其知所懲戒而不必諱，以為大節未虧猶可起而正人之大惡，其王道固在也。若在四鄰之國，於義已疏，姑正其大體大綱，以存達道於天下，不苛責細微，傷吾忠厚，是以大惡書小惡不書也，此洽己治人詳略寬嚴之別也。
去害
凡害治最甚者，莫如與民爭利。放利之事亦多端矣，大略可數者：有司通問遺，一也；倚公求取，二也；吏為商賈，三也；地方物產賦於下以販賣，四也；鬻爵，五也；通暮夜金，六也；多罰鍰，七也；迫脅下僚，八也；破壞富家，九也；恃通顯而請求無厭，十也。此十端者皆乘富貴資力與民爭利者也。董子對法天稽古，其說甚大，而要指則曰，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。大學一書論治平事極備，乃舉孟獻子不察雞豚、不畜牛羊以終篇，誠見治道之壤，無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，至治之興，無若屏除好利之風以安民生也。故王者為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。漢之初年，天子不能具鈞駟，將相或乘牛車，大侯不過萬家，小者五六百戶。高帝立法，賈人不得衣絲乘車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，蓋貴廉惡貪如是其嚴。是以人皆力作治生，吏皆奉法愛民，蕭何不治垣屋，曹參貴清靜而民自定。自高祖至交景數十年間，民間逸樂，風俗淳厚，馴致刑措不用，稱隆盛焉。當此之時，王侯將相之家，豈有僮僕被文繡，犬馬餘粟肉，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者？從宦歸家，豈有資裝徧路車轝駝馬負重什襲，絡繹數百里間，填塞旅舍，頓勤間左者？大府胥吏，豈有漿酒藿肉，蹈藉金珠，阿縞衣婢妾，錦繡裹倡優，資裝華篩，貲算巨萬，計彼此相尚，曾無檢舉者哉？元世祖既平天下即立規措，所置徵理司行鉤考錢穀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風，是以阿合馬、盧世榮之流接踵於朝，昔賢以為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，未及百年大運遂訖。其將訖也，女寵、宦官、權臣、強藩、劇盜無不兼備，昔人謂朝多苟且之政，士無謇諤之風，官有貪婪之實，吏多欺誑之文。蓋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。夫漢以儉樸致刑措，元以好利亂紀綱，治亂之分，豈不昭然？然求利之心，非刑法所能勝，當明教化以正其本。計然之策可以治越，而非先王生財之道；管仲之法可以治齊，而非三代教化之方。教化一壞，貧富相耀，競心遂生，饋遺既奢，貪吏必衆，用物無度，營謀必工而廉恥喪，奉養太安，神明必懈而奸猾進。始則強取於下，終必篡取於上。民間盜賊，不謀俱起，其勢固然也。又患使奸人有所幾幸，幾幸成心，雖暫時繩束，終必發洩；幾幸成俗，雖繩束無所用矣。以吏議繩束君子，而吏議先不清；以刑辟繩束細民，而刑辟先不中。皆藏奸之道也。又患不自為政，而假手胥吏，子弟賓客相與比周，賄賂公行，廉恥道喪，是療饑而用烏喙也。更有君德末純，不能曠然大變天下之俗，一時任事之臣莫不因時就勢，進權宜之謀，濟片時之急，求一切之安，遂使綱維潛傾，風俗暗壞。欲賢之速用，必開奔競之門；欲奸之速去，必長攻訐之俗。數年之事，責效旦夕，急遽無序，滲漏多端，為世道憂尤劇也。是以論治者別等級以定衆志，明法度以一群心，親賢哲以勵廉恥，尊大道以裕遠圖，庶能防患於微。然當事以為可緩可急，不聽其言，即或聽之，因以防之，此患遂抿於無形，賞事又以為固然不計其功。或不聽而事僨，用天下之力維持傾覆，不患不能反正，當事因歸功維持之人，豐其賞賫，其人亦受成功之賞而無愧向之防於未然者。又以身在事外，無復省錄其人，亦無自為表章之理，所以忠直遠慮，常苦不能顯庸，伏藏隱微之患，必至章著決裂而後已。徼功樂禍之人側目撫臆，幸國家危亂，獵取功名，人主不能禁也。此無他，無事之時莫適遠慮，事後之賞不及先事之言也。故曲突徙薪之説，班氏詳之，為萬世戒，不獨美徐生也。
任相
人君得一賢相則黜陟皆當，其實羣臣各修其職，招權幸進者不售，奉法循謹者自奮，禮讓之風被於海內，刑辟之用日就減省，所謂蕭曹為冠，丙魏有聲，皆由此也。光武任相，先遠業而後小數，伏湛急鄉社之禮，侯霸奏寬大之令，故東京一代之業由此而隆。蓋聖出必有耦，王出亦必有耦。王者之耦，伊呂也；聖人之耦，淵騫也。故大臣之道當佐人主鎮撫國家，使人由臣子之道盡忠蹇之職。凡諸侯背叛，吏治奸邪，皆當引為己責，不可但責人也。然權不可不重，而又惡其擅權也；任不可不專，而又虞其罔上也。夫惡其擅權而先抑之，虞其罔上而故疑之，則任使之道不專，事君之道亦難盡，上下皆失，此之謂矣。人臣之才，寬者可以容物，慎者可以定謀，密者可與圖幾。剛者好斷，可與守義；介者絕俗，可與勵節。然而欲當大任，非德與仁不可。仁者以天地為心，視民猶子之謂也；德者行道有成，而能不愧屋漏、不昧寵利之謂也。陽處父曰，古者君之使臣也，使仁者佐賢者，不使賢者佐仁者。其論仁太淺，只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。論賢亦雜，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。以此論相，猶界純疵，果德與仁，則純乎純矣，何有恃權罔上之事？不此之求而循牒推遷，猜防必用。寄耳目於小臣，洩意旨於●御，賢者折而不撓，毀言日至，則謝事恐遲；不賢者比周同欲，設變詐以取信，探微旨以先嘗，兼官據勢，無不如意。王鳳所以辭之愈堅，蔡京所以不招自來也。更有可虞者，漢之三公分職任事，朱博為御史大夫，欲奪丞相之位，又恐失御史之權，先請以身為率，盡舉御史之權歸諸丞相，然後起而奪相位，而權亦兼有之，是殺權之時少，攬權之時多也，其詭譎加此。故人君之道，不可不修身，修身則居心以敬，嗜欲不留，賢否當前，自有氣類相嚮。於此神志不愜於彼者，一切詭譎之謀不戒而消阻矣。若誠信未至相協，仁義不能相依，於是有忠懇見疑，權術取信。天下之事往往昭於日月，震於雷霆，後出愈可怪，晚發愈可懼，而朝云不見，公云不聞，猶為國有人乎？此亦人君之過也。夫天下有亂，宰相上疏任過，求去求貶，自是正理。其眷留與否，聽人主自為之。若凡事隱匿，多方彌縫，上固主恩，下箝衆議，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受其斥逐，則聲名俱喪矣。悲夫，據大位執重權者，全未慮及此也。
才德
通籍之人，無論爵有崇卑，職有內外，皆與人主共承天地，同安海內者也。人君欲聞古訓則親博識之士，欲防過失則親伉直之士，欲謹容貌則親嚴毅之士，欲安百姓則親廉能之士，欲詰戎兵則親將略之士，欲正身以立本則親道德之士。是能以人之長績其短，以人之厚補其薄也。故宮人之事在乎宮中府中，而天下人情從此分焉。貴人聚於朝則患難弭於外，大臣非其人則奸宄生於內。聖王論才，欲其皆可為宰輔，豈但能效一官而已哉？才德之辨，一爽其宜，則不盡其才、不稱其德兩者習虛生於世、素餐於朝也。司馬光曰，聰明強毅之謂才，正直中和之謂德。才者德之資也，人則昵之；德者才之帥也，人則遠之。由此觀之，今之良臣，古之民賊，皆取才之害也。取才之敝足以亂天下，人特習而不察耳。且才器不一，或以廉靜寡用，或以敏捷乏品，故用人者閑曹以處天下之端士，劇曹以牧天下之軼才，隨所長用之，皆稱職之人也。今試吏者，一切出劇曹，故端方之士莫不困於始進，惟跅弛放軼、陵厲恣睢乃克稱職，而顯庸於世，居官既久，大位遂臻，汲引彙征，莫非厥族，胥天下而功利矣。夫廷尉之才不為三公，趙魏之老不可滕薛。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儲養天下品望之士而勵其餘，使知貴行誼、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。重品望而輕才能，先表率而後職業，有勞者報之以祿，有德者懋之以官，不以一眚掩善，不以二心生疑。師表之地，所以優賢，不復課以吏事。妻子夜食之費、車輿臣僕之勞，所以養廉，不可使有不足。明堂之上，所以策勳論道，不義之人不得而升。爵祿章服，上繫於天，出納不可不慎；土地人民，天之所殖，授受不可不擇。不私人以官，不程人以名，不器人以藝，不習人以吏，皆古今通義也。凡下位之上與上位之下，皆易所謂危地。郡縣之官為天子牧民，而政令得自專，是下位之上也；監司之官持綱紀於外，而天子臨其上，是上位之下也。公廉材幹、存心愛物者，使為郡縣，專撫字之職；剛方正大、深識治體者，使為監司，持風憲之權。監司不識治體，苛刻絞繞，俾寮屬不得盡其才；貪利好勢，陵下罔上，俾寮屬得容其奸。郡縣不取愛民，專以簿書期會第其殿最，不問人品，惟以趨走媚悦，居強項吏之前，計貨以取官，隨牒以居上，濫及匪類，旁引罪戾，事上惟恐不得其歡，臨下惟恐不盡其威，如此之人必不為義所動也，此世道之憂也。人主用名儒於朝，不但取其奉職勤事，欲論難衎衎共求政化也。若但以職事用之亦為棄才，即罷政之後，猶欲長奉朝請以備顧間。
舉劾
人君欲天下之多才，必使士大夫相與共勵，而後賢才日多也。一登仕籍，有相忮懻者，有相爭奪者，有相鄙夷者。求其相師法者少矣，求其相砥礪者少矣。出於道義，則相師法矣、相砥礪矣；出於勢利，則忮懻矣、爭奪矣、鄙夷矣。故聖主造士必以道義，然後賢才不可勝用。中主課士以功利，是以庶官雖多，日見其不足用也。蓋以功令造士，得士尤少；以風俗人心造士，得士必多。賢者在天下，異地而相符，未見而相親。其立朝也，長短可以相資，道塞可以相共，去就可以相讓，廉隅可以相飭，坊表可以相因，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勞，因有得多士之慶；有用一賢之實，因有用群賢之功。不肎敗多士之名，即不肎敗一賢之名；有棄多士之憂，即不肎有棄一賢之憂。此以風俗人心造士也。若夫功令所在以毀譽取捨，其患在私；以功績殿最，其患在偽。去私去偽，非法度所能齊也，在乎國是之明與人心之正，所謂不以言舉人者先以道自居，而後盡人之能，則不道之人不得進矣。不必人廢言者，不啻愛人已成之善，尤必愛人未成之善，故人雖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，不可遺也。其不舉也，非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；其不廢也，非難於謝絕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。總之道取其正，理取其同也。是以聖君在上，皆可使為君子；闇君在上，當自棄為小人。非有忠有不忠也，求進之心則一也，惟真君子真小人则不在此論。若朝廷之上，稱譽則疑其有私，詆毀則以為至公，小人窺見此意，共為醜言以擊去異己，異己者去，則立於朝者自然莫非其類，不煩稱譽而群然並進矣。是以朋黨之弊習廢推讓之盛典，懲羹吹虀，既見嗤於昔賢，且終於不勝而使小人愈張，則立法不善有以使之然也。更有小人在大位，不能以時決去，己乃偶爾違旨，然後以不合衆望斥之。人主之意本謂其不肖而逐也，乃此人竟得違旨之名而去，論者以為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。況讒佞之人，子弟親知，羽儀附託者，實繁有徒，以群言之多飾疑似之跡，無翼而飛，不脛而走，求其敗露斥逐不亦難乎？漢元帝每案群下奸惡之跡輒略施責讓，得其叩頭而止。是以石顯窺見此指，知其易欺而難悟，敢於極力以害正人，以人主為玩弄。鄭朋、華禮、楊興之流公然顛倒是非、爚亂天下，而身不與其禍，乃知孔子所謂遠佞人，非但不用也，乃決去遠屏，隔絕其源，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。公羊傳曰，佞人來矣，佞人來矣。遙見其方來而即畏之，知其必有傷敗也。教人知戒，當如是耳。
階級
官以代工為義，故不義之事不可設官。周禮一書，所為以天地四時為之程限也。晉之新軍無帥，悼公使什吏率其卒，乘官屋以從下軍，先儒謂得慣舉之禮。蓋為官擇人，無人則寧闕其官，猶得先王遺意。後世不稽古義，凡主意所欲為，時勢所偏重，即設一署領之，如漢平準期門，宋青苗均輸制置三司條例之類，稽諸代工皆不合也，而恬不知止者，不謹乎奉天之義也。書曰，惟時亮天功。又曰，明王奉若天道，建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師長。思及於此，可濫設一署哉？人主不可私授，人臣不可虛受，不如此者，是偷天之官而得罪於天也。成周之制，爵止五等，凡命於天子，皆受五等之爵。有百里之土者，皆使自治其民，雖有方伯連帥不相承事，雖大國之卿大夫不與小國之君抗禮。後世設官太多，相轄甚嚴，親民之官處於最卑之品，臨其土者率伺察偏阿，取予自己，同則舉為尤異，異則中必刑法。否即垂頭塞耳，採取貨賂，悉如馬嚴所云。為之下者仰面而請，折腰而見，若牛圉馬牧受制於主人，此何為者耶？杜林曰，人情挫辱，義節之風損；法令煩多，苟免之行興。至於國無廉士，家無完行，使法不能禁，令不能止，上下相遁，為弊彌深。今日之事適如此言。為守令者，凡事疑畏，故精爽消沈，壯氣委頓，才智不用而自竭矣。夫近君者有頓至之辱，則為君者有潛損之威，是亦主威之替也。人君何賴焉？若使同為諸侯，共事天子，則無此敝習矣。
澤宮
士不可不用，尤不可不養也。天下既定，人主立法養之，養之數年而後可用。不能素養而遽用之，所得當皆奔競浮華，而稱職者少，大任者尤少也。且立法不善，日趨淺薄矯偽，人心風俗不出數年遂可大壤，國家雖有紀綱，莫能維持。故議貢舉者不可苟且立法，行貢舉者不可苟且得士，其要在士子所習之業，不可苟且求售也。義理精通者，天下賢士也；學問優裕者，天下名士也。造就人才，必從一鄉一邑中擇學識雅正、心術端方之士以教鄉之子弟，其人立教亦以修飭人品、開廣器識為務，使賢士居前，名士居後，而後人才可勸。蓋為聖為賢，原非俗儒所能授受，又豈應試文字所能兼收？若不必人品器識為先，徒使俗師授以末學，師儒之官應副文書提舉學校之職，數年一試，邈不相關人性幾何，其能堪此更番疊出，鑿削根本乎？董子所云，一郡一國之眾對無應書，是王道往往而絕，其積漸固由此也。夫科舉之業，亦不能妨為學之功，不善用之，適足害為學之志。夫經義者，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，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觀士之心術者也。因文字知心術，因心術觀事業，經義益精，道德亦富，事業亦偉，故曰與為學之功不相妨也。所以相妨者，以試官為儀的，卷牘為弓矢，一發相值，志滿意得，顧視舊學，不啻虛器，自此以後，一生所務，皆在利祿顯榮而不及事業。此何故哉？向來急於射策之念，結乎胎骨，不可湔浣，所以大有害於為學之志也。人主之心，果知賢才之生，天所以安定國家，當吾世用之。宗社生民，有所託命，則求賢之志出於至誠，選舉之法務求盡善，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競不與。應舉之人自重其身，以天所篤生自期，不僥倖名利；考試之官亦盡心擇士，不以市恩殖貨兩念奪衡鑒之明也。若謂一代之初，不可無法以係屬天下，姑以選舉為縻，使天下踴躍奔走，求吾錄用。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，則此求賢之心不出於至誠，故所行之法，一切鹵莽，人之應之，亦不以安天下國家為志，各務利祿進取，營私背公，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賢，妄謂所舉之士即功名富貴屬焉，冀厥身厥子孫皆責其報，如樊鯈所云，率取少年能報恩者，耆宿老儒有意不錄。所以奔走販賣，非法所能禁也。故得其法者，選舉雖少，賢才遺佚亦少；不得法者，所舉雖多，賢才遺佚更多。皆由君臣上下，未嘗敬慎其事也。漢高帝曰，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，吾能尊顯之。萬世而下，猶恨此語未純，而況苟且牢籠之意乎？
徵聘
尊禮高賢，是初定天下第一節目，雖朝指未逮，有司以意行之，亦可宣朝政之仁聲也。任延任會稽，聘請嚴子陵等，待以師友之禮。至於龍坵萇則曰，都尉灑埽其門，猶懼辱焉。修書致藥，吏使相望於道。蓋立國之初，必得宿儒耆德長厚君子用之，規模乃能長久。賢者不必速仕，好賢者不必驟諧，物色求之，久乃相值，所謂聚精會神，契合彌章。若伯牙操●鐘，逢門子彎烏號，有自然之感也。明太祖初基，不必盡用軍前幕僚，每下郡邑，急徵賢士為守令。故治民之官，莫非端士。天下既定，此輩計其功閥，亦皆布列上位，處表率之任，為後來典型，而功效綿延矣。最善者，停科舉十餘年，專以延訪為務。故山砠水涯，翹車之招，先後累轂而至，雖進退不同，而其才足用，其志可则，要皆有益於世。若爾時驟以科舉奔走天下，不惟鴻飛冥冥，莫可羈致，展轉數年，其人已老，雖安車駟馬，徵四皓於商山，而精力既竭，無可驅策矣。若夫功名之士，無時無之，養育既久，然後立法收羅，何患無人？豈開國急務乎？且科舉既設，即當立法防奸，故有糊名、易書、藩棘、露索諸事。司貢舉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為法督察，非聖明求賢盛事也。明太祖開一科而即停之，以為得賢之道不盡在科舉。迨十餘年後，在野耆耇求之已盡，人主經明行修、名實相稱之指既已昭著四海、深入學者之心，父兄之教不令而習，子弟之職不謀而同，莫不出於篤賓深厚，光明俊偉，內融外洽，識定氣充，競心忒志，銷釋殆盡，然後取其養育之士而才諸庶位，若榛楛之濟濟也。夫豈懸一制科之名為的，不問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？徵聘貢舉，要皆有公有私，然而徵聘之法，私則有害，公則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、有識有守、知進知退之士，所益甚大。不若貢舉者，私之為害不待言，即矢公矢慎，要皆較量文字之業，與三德六行相去總遠，以此權之，徵聘為優。明太祖遲遲貢舉，最為得法，近三百年矣，人材往往閒出，士風不甚大壞，其所由來者善也。夫欲得賢士而委諸列侯郡守，此三代法也。欲有司所舉皆賢，必非賞罰所能致。當先以教化正其心志，使所欲有甚於賞，則不同乎世俗之欲；所惡有甚於罰，則不同乎世俗之惡。鮑宣言龔勝為司直郡國，皆慎選舉，此必有不賞而勸、不罰而毖者矣。若王鏊請設博學宏詞科以救謏聞之陋，亦空言也。自有制科以來，清華之選何嘗無人？核實求之足矣，何必更開一竇以長奔競哉？
納諫
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後可知天下之事，言之至於君側者少，則知之達於幽隱者稀。故人君之道，當推誠以示物，舉善以為類。知其為讜人，雖詞涉激訐，亦當容之；知其為佞人，雖其術以漸而至，當蚤杜之。色霽於讜直，罰先於佞諛，則推誠舉類在其中矣。諫者舉先王之制以陳戒後王，人君受所諫之言以省察愆謬，天下之人所賴以遂其生也，否則必有兵革之亂、權奸之禍。故取泰於否，易昏以明，必於聽言得之。蓋臣民之言未有無所見而妄發者，必其慮諸心而以為誠然者也。史魚既沒，餘忠末訖，委柩後寢，以屍達誠；汲黯居外思內，發憤舒憂，遺言李息以儆君側之慝；劉向依興古事，悼己及類，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之書，嘗顯訟宗室，譏刺王氏，其言痛切，發於至誠；谷永為北地太守，越郡吏之職，陳纍年之憂，所謂忠臣事上，志在過厚，遠不違君，死不忘國者也。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，聽之熟則不怒，習之久則不拒，然後深者不隱，遠者不塞，天下所由以治也。然人君之道，不惟當聽有言之言，又當聽無言之言。蓋無言之言，天下之大利害，人主之大得失也。以疏遠之臣斥旁側之奸與君身之失，非無言之言孰敢直陳，非無言之聽孰能詳察乎？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以止靈王之獵，公仲進三賢士而歌者之田自罷，皆無言之言也。王章奏王凰之罪，舉三事為徵，以為皆帝所見，足以知其餘。及他所不見者，欲其有無言之聽、不聞之察也。故曰，臣之忠也，主所道也；言之直也，主所養也。人主有不言之聽，則奸佞絕跡矣。不然者，一人得罪，舉世杜口，匹夫傳謗，率土離心。正直之氣一餒，不肖之舌必張。向之用以擊奸者，後乃因以翼奸，天下事可勝言哉？若夫親狎之人，尤不可居諫職，恐臣言雖摯，主聽常藐。宮之奇少長於君，君常慢易之，亦交臂失之矣。
進諫
人臣進説，當知輕重緩急。朝廷之上事類甚多，小大先後當有明辨。不可以小事掩大事，不可以後事閒前事。凡必小掩大、以後閒前者，皆欲避敵而徇私也。杜欽云，萬事之是非何足盡言？谷永曰，背可懼之大異，問不急之常談，廢敬天之至意，角無用之虛文。二人之言，最中末世言路之病。草草結諫爭之局，而天?下大害匿而不奏，人主無由周知。後世諫章往往可焚者，皆坐此也。夫古人諫疏講説典制居多，後人諫疏籌度利害居多，蓋後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。然而利害止及一事，彼此不能相通。若申明典制，使人君知先王之法，然後一身之私欲可潛，制其微渺，為利更大。而後世莫及，奈之何哉？至於進退之義，所以行道三諫不從，道之不行可知，從而去之，申賢者之志，免素餐之恥，亦辟內難不辟外難之義也。
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。叔孫通諫易太子，稱引晉之亂、秦之亡，此正理也。高祖雖不聽，然有此段正理入於耳而存於心，自爾刪除不去，故留侯等奇策可入。若不聞正論，專用奇策，恐戚夫人之黨從旁攻訐，謂其招來詭異、欺君要君，屬有鬼神助之，以滋其凶慝，不惟堅高帝不從之心，且緣此而興大獄者有矣。所以孔道輔鄒志完皆不可謂無益於事而獨誦留侯奇策為可尚也。凡好權略、廢正論者，吾恐不足定大事也。
光武稱郅惲恕己量主之語，先儒極論其失，大啟人臣不肎責難陳善，以賊其君之罪。此論理之言也，愚謂人主盛怒之下，不稍有以殺其怒，恐激而為禍，株連蔓延，害及萬家。則抗直之士，雖徇以微軀而無及。故曰趙高之亂，正先趣之，亦君子所當戒也。郅惲之言，良有合於諷諫之旨，厥後光武恩禮郭氏，不見隆薄衰替之跡，且保全東海，無龐涼冬殺金寒玦離之禍，不必不由此時一言之感悟也。若班伯畫屏之對，有體有術，可為人臣應對之准。倉卒得之，尤為不易，平日學問真純，故言詞温文，又非郅惲比也。
洩冶之諫，固人臣之職，孔子以為不得同於比干，此何義乎？蓋人臣所當諫者，事關宗社。國有存亡之分，君德偶乖，當有悔悟之萌。存亡則身不可去，悔悟則幾不可失，於此塞默，非委贄之義，雖以諫而死，猶冀君之一悟、事之速改也。陳靈公情色所惑，錮蔽已深，非忠言可救。且穢亂之跡見於朝端，非一朝可居。為之臣者，因當辭寵於亂朝，潔身於穢廷，乃欲以區區直言嘗試斧鉞，進非致主之節，退失藏身之智，所以君子不貴，謂之死而無益也。